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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陲小镇——临江,位于吉林省东南部;面积:3008.5平方公里;人口:16.7万人;(2012年)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。小镇临江依山傍水,风景宜人;倚的山是猫耳山、卧虎山;傍的水是源于长白山天池的一江绿水。这一厢山水哺育的小镇人勇敢、淳朴、善良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小镇人民与日寇,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、卓绝的斗争,杜光华、陈云、等一大批革命先烈都曾血洒这一方热土。改革开放以来,小镇和历经磨难的共和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时代的脚步扬起的尘土已淹没昔日的小镇,一座生气勃勃的新城矗立在鸭绿江畔,猫儿山下。
我生于小镇,家住老城兴隆街道,小学就读兴隆小学,中学毕业于浑江市第十二中学。一九七八年,我离开小镇。光阴荏苒,转眼三十年,二00八年我重归故里,真可谓:物非人非!——宽敞的街道繁华、炫丽;幢幢高楼雄伟、华贵;熙攘的行人时尚、新潮,昔日的小镇已随鸭绿江水流逝。然而,我对昔日的小镇仍心存一份深深的眷恋。再者,小镇人不能忘记过去,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现在的迷失。我坐下来,摊开稿纸,翻开小镇的记忆——
老头店
老头店座落在小镇东边丁字路口的转弯处。东西走向的主街道贯穿小镇,往北,是三公里,再往里是林业局的几个林场。三公里是一座因林业局的兴起而建成的新城。往南,逆江水而上是大湖煤矿和三道沟、四道沟几个村落。往西,沿江水流是大栗子、望江楼几个村镇。沿江堤坝像母亲的胳臂弯,护住小镇,说它是母亲的胳臂弯一点也不夸张,如果没有这道堤坝,小镇不知道被鸭绿江、头道沟河的洪水淹没了多少回。
街道是土石街面,坑坑洼洼。有凸出的卵石被牛掌、马掌踏蹭得乌亮,拉柴禾的大车走过,晃晃悠悠,不时有柴禾散落。街面上有牛粪、马粪,有拣粪人拎着铲子跑来跑去。汽车驶过扬起满街的尘土,路人手捂口鼻,加快脚步。冬天,天气很冷,路边的木头电线杆子被冻得嗡嗡直响,街面结一层厚厚的冰雪,小镇人上街买粮买菜随手拽一张爬犁。房屋多是砖瓦结构,低矮、陈旧,有些年头,也有年久的老屋,木格格窗户,糊着窗户纸,有窗花,到了晚上,在灯光的映照下窗花生动起来,有鸡、鸭、狗、兔,有树、鸟、蝴蝶,还有娃娃、神仙、仙女,好不热闹!
我家离老头店有300多米的距离。走过兴隆大车店、兴隆小学正门,有个水泥桥洞子,上边是通往大栗子煤矿的铁路,每天都有拉煤的火车轰隆隆地驶过,桥洞低洼、阴冷,镇子上那些抢劫、强奸的传言大都源于这里,增加了桥洞里的恐怖气氛。七、八岁的我每次走过桥洞,尤其是晚间,都要屏住气息,紧跑几步,总觉得身后有追赶的脚步声,走出好远,松一口气,回头看看。过了桥洞子是一个缓坡,旁边有一户出租小人书的人家,有个白胡须、红脸膛的老爷爷,坐在摊前的马扎上,手擎一杆一尺多长的长烟袋,烟包下悬一个心形青玉。好像没人知道他的年龄,后来我上了中学,毕业后到附近生产队插队,每回见到他都是那个样子——坐在门旁的马扎上,手持长烟袋,红彤彤的脸膛,银白的胡须。岁月在他身上竟没留下丝毫痕迹!地摊上摆着很多小人书,记得有成套的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等,我常用卖粮、买菜剩下的零钱租小人书看,2分钱,或3分钱一本,可以看一个星期。上了缓坡,街旁的一户人家有个很漂亮的女孩,年龄和我相仿,圆圆的脸庞,一对圆圆的酒窝,圆圆的大眼睛水汪汪、亮晶晶的,扎两个搭肩的小辫子,穿一件花格罩衣,手牵红裙子的一角,在门前的场地上和两个女孩踢毽。毽子是用公鸡鲜艳的尾毛制成的,在女孩的脚底板上一跳一跳,肩上的辫子也随之一颤一颤。每回我去老头店打酱油,买大酱路过那里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。时常,我对着女孩傻笑,女孩从不理我,想必是嫌我脏,长得丑。以后的好多年我总想着这个女孩,那件花格罩衣、红鲜鲜的裙子、女孩专注踢毽的神情,和时而绽开的,令世界骤然美丽的笑靥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的初恋。
老头店还真有点孔乙己的鲁镇酒店的格局。尺形长柜台把售货员和顾客分开。店里的商品种类不多,进门右手是烟酒糖茶、饼干、点心、罐头之类;左手是酱醋盐巴、腐乳、臭豆腐、咸鱼海带等。柜台对过有几个条凳,给镇子上几家货栈送货的短工就在那里歇脚,喝酒,穿一件油乎乎的马甲,露着红黑的胳膊、胸脯,肩上搭一条辨不出底色的脏毛巾,腰间系一个破搪瓷缸,小车停在店外,进门便把搪瓷缸往柜台上一撴,胖伯赶紧舀一提半斤的老白干,从柜台下的口袋里抓一把花生米放到锉刀般的手掌上。几个短工脚踏条凳,说些脏话,喝着酒,放肆地大笑着。
老头店,说不出原因,一进门就给人一种老旧的感觉,就连刚买的香烟、火柴看上去也相似旧的。是店里黯淡的光线?是长年散溢的一股咸乎乎的霉味?不知道。店里生意清闲,但不清冷,几个售货员少有笑脸,但也不是“冷面”。
“两盒迎春烟、一盒火柴,一块钱找你四毛二,拿好,慢走。”
“两斤饼干、两个罐头,伍元整,拿着,小心。”
那口吻、表情就像夏日午后悠荡的钟摆,告诉人们日子就是这样过的。顾客都是前前后后的老主顾,哪家口重,哪家嗜酒,哪家好醋,几个售货员都熟烂于心,胖伯甚至能辨出哪家的酒瓶,哪家的瓷碗。
我把瓷碗放上柜台,碗里有三个钢镚;一个五分的,一个二分的,一个一分的,大酱八分钱一斤,胖伯把钢镚倒进柜台下的钱匣里,舀一勺大酱碗里。
“端好了,靠边走。”
有时大酱溢出来,我用食指揩一下,放进嘴里——咸咸的香醇!
打短工的汉子斜倚着柜台把一粒花生米往嘴里抛,花生米在空中划一个弧线落进张开的,臭烘烘的嘴巴里。我想到孔奶奶家的黄狗老妮,它也有这本事,远远地把骨头扔过去,老妞漂亮地跃起叼住骨头,摇摇尾巴,跑开。汉子捏两粒花生米眯缝一脸的邪气:
“叫声老爹,给你。”
我看着结满茧壳、龟裂的手指缝里的花生米,咽下口水。
“给我,就叫。”
“叫了,再给。”
“给了,再叫。”
我胜利了,汉子把两粒油腻的花生米放进我捧碗的指缝间,我转身跑开,身后传来汉子急促的跺脚声和放肆的笑声。
我最初的关于甜的记忆就封存在胖伯的那个玻璃糖果罐里,这使得胖伯变得有些可爱,镜片后的目光也多了些许温馨、甜蜜——拨开锡纸裸露一颗翡翠般的糖果,放进嘴里,霎时,甜在我幼小的生命中浸润开来,“哇!”这是甜。(这奠定了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对于全部有关甜的理解。)睁开眼睛——天是这般蓝,草是这般绿,阳光是这般灿烂,世界竟是这般美好,人生竟是这般神奇!
一颗糖果能甜我整整一个上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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